满负荷工作法首创者张兴让：改革的第一步最不易

  新华网石家庄１０月２１日电（记者巩志宏张涛）１９８４年，时任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厂长的张兴让倡导组建包括７家企业在内的供、产、销联合体――东方塑料联合公司，赢得了“张联合”的称号。１９８６年，他推行以“人尽其力、物尽其用、时尽其效”为核心的“满负荷工作法”闻名全国，并因此获得了全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金杯奖。如今，这些当年的大胆尝试举措已不是新鲜事，然而一个个后来者以此为铺路石取得新的突破。近日，记者专门对张兴让进行了采访。

  记者：提到您的名字，人们都会想到“张联合”，您当时是怎么开始搞企业联合经营的？

  张兴让：１９８３年“包”字进城，各地掀起一股承包国有、集体企业热潮。当时是计划经济体制，原料由国家计划供应，企业只能按分配的份额开展生产，产品销售也是国家调拨。企业各管各的，老死不相往来。比如说咱们是邻居，你生产人造革，我本来需要，可是不知道。我还得跑到外地去，这样造成了精力财力的很大浪费。

  搞横向经济联合就是打破信息壁垒。我当时联合７家企业，有２家是生产原料的化工厂，其他都是销售公司。这样原料来源增加了，产量自然提高了，销售也有路子了，我们只用了两年就完成了当时承诺的三年增缴３００万元利税的任务。

  １９８４年，时任中央的到河北考察，他说，马胜利搞承包比较好，张兴让搞联合比较好，干脆一个叫“马承包”一个叫“张联合”吧。从那以后，“张联合”的说法逐渐传开，以至于很多人知道“张联合”而不知道张兴让。后来，“联合”的思路被应用于搞公司集团，把上下游的产业联合起来做大做强。

  张兴让：“满负荷工作法”给我带来的荣誉最多，这源于我１９８５年去日本考察受到的启发。当时我们厂有８００多名职工，日本和我们差不多规模的企业才１２０人。操作同样的机器，日本企业只有４到６个工人，我们加上修东西的人达到２０多人。而我们产量、效率却差很多，日本工人的人均产值是我们企业的１０到２０倍。当时工人只要出满勤就行，尽管天天按时上下班，但每天真正的劳动时间却很少。于是我下决心加强管理，这样就有了“满负荷工作法”。

  满负荷来自机械专用词，发电机的发电量和额定量一致就叫满负荷。就像人们平常说的大马拉小车浪费，小马拉大车会累坏。满负荷是个最佳状态。

  “满负荷工作法”的核心是“人尽其力、物尽其用、时尽其效”，即充分挖掘人的潜力，原材料与设备、劳动时间达到充分的利用。同时，工作指标与个人报酬挂钩，多劳多得，少劳少得。１９８７年开始在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内部全方面实施，后来各地都来学习我们的经验。

  记者：实行满负荷一定会增加工人的工作量，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，搞“满负荷工作法”后工人的精神情况是怎样的？

  张兴让：实行满负荷工作法后，职工工作上很紧张，效率提高了，收入也提高了。１９８７年与１９８４年相比，职工人均年收入提高了三四成。而且我提倡的是，工作上要满负荷，生活上要减负荷。我们当时搞了“五子登科”，即房子、孩子、肚子、身子、脑子。新建职工宿舍，可以让职工就近上班；职工子弟上学都有补助和奖励；把职工的煤炉子免费换成液化气，节省中午做饭时间；厂里还办中专班让职工充电等。这些都起到了减负荷的作用。最重要的是职工可以多拿钱，生活上的压力自然减少了。

  １９８８年，一个专家结合“满负荷工作法”探索企业五天工作制，征求过我的意见。后来，国家开始实行双休日制度，让人类能得到充分休息。

  记者：“满负荷工作法”使得生产率提高了，有没有精简职工，精简下来的人怎么办呢？

  张兴让：我一直主张打破“铁饭碗”，反复给职工们做工作：“没了铁饭碗，我给你个瓷饭碗，铁饭碗只能喝粥，用瓷饭碗可以吃上大鱼大肉。”

  企业最多时分离出去１６０多人，他们主要去搞“三产”了。企业当时有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企业办社会，包袱太沉重了。当时厂里的保卫科不光看门，还破案，厂里还有招待所、食堂、澡堂等，非生产人员占到了厂里职工的百分之四十。

  但当时服务业不发达，企业不办社会也不行。比如托儿所，当时女职工生孩子给５６天的产假。当时还没有保姆，上班后只能抱着孩子去上班。这就必须找阿姨看着。当时也没什么饭店，职工上班都带盒饭，这就需要专人来烧水热饭。

  我当时的做法就是把与生产没关系的服务性工作分离出去，面向社会实行有偿服务，并实行独立经营、独立核算、自负盈亏。厂里的招待所、商店、澡堂、食堂、幼儿园都陆续分离出去，归口成立分厂实行专业化经营，让原来企业的“大包袱”变成可以盈利的“摇钱树”。

  其实当时做法还不是完全意义上打破大锅饭，虽然分流出去１００多人，毕竟他们还没有丢饭碗，这也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。真正意义上的“主辅分离”做法如今已被国有企业广泛采用。

  记者：您当时还对“劳动力社会化”进行了尝试，和现在的全员聘任制有相似的地方，当时运行得怎么样？

  张兴让：其实第一塑料厂一直没达到满负荷的理想状态，我认为不改变原有用人体制，很难做到效益最大化，于是尝试让劳动力社会化，彻底砸掉铁饭碗。

  我当时的设想是，让在厂职工全部下岗，同时成立“劳动服务企业”，把职工的关系放在劳动服务企业，所有职工都改为聘用。不合格的就待岗。待岗期间发放生活费，同时必须接受业务培训。但当时大锅饭思想还没有被彻底打破，反对声很多，当时劳动服务企业的牌子都挂出去了，但人们很难接受，所以也没有推行下去。如今，“竞争上岗”“劳务派遣”等已不是新鲜事。

  张兴让：我最遗憾的是没有对厂里设备和技术进行大的更新换代，２０００年时企业因为污染等原因宣布停产，准备搬迁，２００５年我也彻底退休了。至于当初打破“铁饭碗”“劳动力社会化”等没有真正的完成，我并不感到遗憾。历史是一步步走的，我把第一步迈出去了，但改革的第一步最不易，希望后来者越干越好。